亞投行受40余國追捧 推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專家表示，目前，合作、共贏、開放、包容是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方向，這與亞投行的宗旨不謀而合。與既有的世行、IMF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利用亞投行這樣一個平臺實現兩大目標，即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與亞洲國家一道推動地區的發展繁榮，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在過去四天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最受關注的話題非“一帶一路”莫屬。而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關鍵性舉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一切進展自然成為最熱新聞。會議期間，韓國、俄羅斯、荷蘭、巴西、格魯吉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多國相繼宣布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至此，宣布申請成為加入亞投行的國家數量已增至42個。由于3月31日是申請截止日期，各國競相搭乘亞投行“末班車”的景象引發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劉宗義3月29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亞投行如此受歡迎并不意外。當下，合作、共贏、開放、包容才是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方向，這與亞投行的宗旨不謀而合。與世界銀行(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一個全新的多邊金融機構，它更多地體現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意志，它的建立印證了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的新變化：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已不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占據全球經濟總量“半壁江山”的新時代。

　　亞投行是全球治理改革新成果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印尼時首度提出了建立亞投行的倡議。歷經一年半的沉淀與磨礪，亞投行正在從倡議變成現實。亞投行主要是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目的是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

　　劉宗義認為，與既有的世行、IMF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這個“新”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首先，中國一再強調亞投行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建設性，其中全球各國爭相加入亞投行就是對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最好詮釋。從最新名單中可見，參與國家已大大超出了亞洲和歐洲，輻射到了美洲大陸。事實證明，由中國發起籌建的這一全新的多邊金融機構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并且，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多，中國占股會相應下降，這表明中國雖在亞投行中有主要影響力，但并不刻意尋求“一家獨大”。這是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最大不同。

　　其次，亞投行強調補充性，而非挑戰性，強調合作共贏，而非對立對抗。亞投行建立的初衷是為了滿足亞洲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目前，即便專注于亞洲地區的亞行，其每年約1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遠遠無法滿足亞太地區龐大的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缺口，據估算，亞太地區未來10年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對此，在美國把持下的世界銀行、IMF以及美國和日本共同主導的亞行等國際機構日前也紛紛向亞投行拋出了“橄欖枝”，表示樂意與其進行合作。

　　“第三，從治理結構來看，亞投行體現了什么叫‘大國責任’。”劉宗義說。無論是世行、IMF，還是亞行，它們更多地是為主導國自身利益服務的，很多標準都與國內政治、人權掛鉤。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投行雖然以亞洲國家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建立之后也會制定一系列標準，但中國已承諾絕不會借此干涉他國內政和人權。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利用亞投行這樣一個平臺實現兩大目標，即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與亞洲國家一道推動地區的發展繁榮，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中國推動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

　　若追溯歷史，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構架形成于二戰結束之際。當時，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IMF是兩大核心機構，與1948年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一道，組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框架，標志著二戰后美國在全球經濟中主導地位的確立。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既有的治理構架也面臨改革的迫切需求。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僅靠以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和八國集團(G8)早已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全球政策協調和危機救助必須有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參與，二十國集團(G20)應運而生。

　　作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一個新機制，G20在成立之初為全球各國協同應對危機立下汗馬功勞。但遺憾的是，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G20平臺的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出來。由于各成員國之間利益難于統一，G20在IMF份額改革等關鍵改革上鮮有作為。作為G20的創始成員國之一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在繼續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可謂責無旁貸。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亞洲外匯儲備庫、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亞投行等一系列實質性舉措逐一亮相，表達出新興市場國家要求提高話語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訴求，更強化了新興市場國家采取自主行動的意愿。

　　“很顯然，這一系列舉措均立足亞洲，因為地區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礎。只有立足亞洲，才能談得上亞太甚至更遠地區的治理。這是一個宏偉的構想。換言之，改革國際經濟金融舊秩序任重道遠，也絕非中國一國之力所能及。”劉宗義告訴記者。在他看來，眼下，無論是IMF份額改革，或是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還是亞投行的組建，都面臨著一個共同障礙——美國。

　　但記者發現，美國方面近來對亞投行的立場有所松動。在28日題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多邊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的博鰲分論壇上，美國亞洲協會會長喬瑟特·希蘭就表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對世行和IMF做了很多事情，把這樣的模式應用在亞投行上，我們相信會有一個非常良好的發展勢頭。”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此前也在公開場合表示，美國并不反對創建亞投行，并承認有必要增加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只是擔心這家新銀行在管理和放貸方面達不到“全球最高標準”。

　　針對這一模糊表態，“金磚之父”吉姆·奧尼爾在此次博鰲論壇年會期間予以了回擊，稱美國不加入亞投行將錯失參與區域經濟的機會。美國前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也在博鰲論壇年會期間表示：“亞投行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因為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會有很多需求，而亞投行也將在自貿區起到一些作用，當然美國財政部長訪華時也會涉及到這些方面的討論，我個人認為亞投行這樣的機構還是很有發展空間的。”